如影随形

年轻人为何不再“酷”？ ｜大卫·马克斯独家专

发布时间：2025-10-17 09:53编辑：365bet网页版浏览（94）

只要打开社交平台，我们就会看到围绕不同品牌的“谩骂之战”和激烈讨论。从户外运动服、手机到汽车，消费一个品牌意味着分享和认同一种文化。这是许多文化和社会学学者反复阐述的事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通过消费行为展现和表达自己，也构建了社会身份。 1964年，著名的披头士乐队首次在美国演出。他们戴着柔软、下垂的“拖把头”。这种扭曲的时间观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道德恐慌。底特律大学的学生仍然成立了协会格斗协会进行抗议。但仅仅四年后，随着披头士乐队的影响力蔓延到美国，这样的发型就变得司空见惯，公众质疑和批评的焦点也转向了新的长发。大卫·马克思 (David Marx) 是一名文化记者、专业文案撰稿人和作者。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和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他的作品曾出现在《GQ》、《纽约客》、《大力水手》等刊物上。大卫·马克斯第一次看到“拖把头”的照片时才八岁。当时他很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传统”的发型会受到如此多的批评。曾经饱受诟病的时尚如今如何变得日常化？后来，随着马克斯成为一名记者和文化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渗透到了他的采访和研究中。除了观察美国社会，他还在东京生活了20多年，当时他写的《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在时尚圈引起强烈反响。马克思结合自己的观察和众多文化学者的讨论，提出了文化变迁背后的主要机制——“地位欲望”。在他最近推出的中文版《地位与文化》一书中，他定义更广泛地定义了“地位”一词：正式或非正式社会秩序中的职位。每个社区都有相应的地位等级，著名的、有权势的、受人尊敬的人位于顶层。人们在寻找良好地位并维持其稳定的过程中，最终会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从习俗、传统到时尚、品味等，这就是文化。今年夏天，麦克斯来到了中国。从时尚玩具到自行车，从拉布布到哔哩哔哩老板，马克斯在参加的多次新书见面会和读者活动中，用自己的理论回应了中国语境下的各种文化规范。作为文化记者的作品，《地位与文化》体现了对互联网文化的敏感：在信息和算法爆炸的时代，人们体验不同文化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不同文化的认同也越来越强烈。 文化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因此，我们觉得互联网上的一切不再像以前那样“酷”。一些文化评论家也认为，人类文化在网络时代已经趋于稳定。近日，我们在北京与Max聊了相关的想法。采访与写作｜新京报记者刘亚光《现状与文化：焦虑的现状如何影响审美与趋势》 作者：【美】W. David Marks 译者：杨凌峰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Lucida June 2025 在追求地位的背后，依然是对地位的追求 新京报：很多学者都讨论过地位与时尚的关系。您提到“地位”这个词现在并不流行，因为它意味着权力。如今，人们更喜欢谈论的是“身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用文化作为身份区别而不是地位也是标准。例如，拥有网络话语权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政治或经济地位。你做什么想一想kakak的名字和地位之间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吗？大卫·马克斯：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经常使用“地位”来区别于金钱和权力。例如，牧师可能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但不一定有金钱或权力。当然，地位并不等于权力或金钱。即使在穷人中也可能有地位很高的人。另外，我们还应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人们属于不同的群体。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并不关心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地位，但他们确实关心自己在朋友、社区或公司中的地位。如果我们只从狭隘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身份”这个词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有些熟人显然更重要，而有些则不然。决定这个价值的往往是地位。时尚就是一个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尚的衣服和发型是任意的。为什么流行的衣服从紧身衣变成了紧身衣从牛仔裤到白色牛仔裤的转变看似随机，但从长远来看，时尚是有周期性的。这背后的解释是社会地位的动力机制。地位高的人影响力更大。他们需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崇高地位，这使得原本随意的行为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然后其他人模仿它，而别人又忽视它。因此，地位高的人最终不得不创造新的东西。时尚可能会发生变化。来自各种 Bowshon 的披头士乐队海报。照片来自披头士乐队网站 (www.thebeatles.com)。你看到一个非常富有的艺术家，他可能染了蓝色的头发，你认为他代表了某种身份。如果你看到一个很穷的人同时染着同样的头发，你可能会觉得他很奇怪，觉得他是某种“问题人”。个性和身份是一种“约定”或“约定”。如果你的地位很高，你就可以打破常规，人们就会认可你并追随你。所以，大家我他们不仅试图为自己创造一种身份，而且首先希望因这种身份而受到赞赏。 20世纪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出生于某个阶级，这就是他们的身份。例如，我的父亲是农民，我也是农民。现在，sinsuwe都开始着手建立独立的个人身份，而常常被忽视的是，我们都在努力建立一个有价值的个人身份。如果我们的身份不被重视，我们就会生气。有时，我认为这就是美国政治中发生的事情 - 就像很多人说他们想要一个非常保守的观点，他们想要认为这很酷，当他们认为这不酷时，他们会非常生气并说，“我们必须打破这个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不认为，“我很酷。”新京报：您在书中多次提到，在互联网时代，“酷”变得越来越难。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与别人不同，但是他们发现每个人都非常相似。这让我想起，在目前像哔哩哔哩、抖音这样深受年轻人欢迎的视频创作平台中，做博主的悖论之一就是，想要流行，就必须服务潮流；而做博主的悖论之一就是，想要流行，就必须服务潮流；而想要流行，就必须服务潮流。但一旦你服务于潮流，你就不再受欢迎，因为你不再特别。对于这样的讽刺，你怎么看？在当今时代，内容创作者应该做什么？大卫·马克斯：确实，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环境与今天有很大不同。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媒体内容主要由编辑控制，他们往往具有独特的审美观。他们只关注具有相同独特审美的艺术家或创作者，然后将其推荐给公众。也就是说，你需要创造出真正符合人们口味的东西，但不一定会受到大众的欢迎。在成为流行作品之前，它甚至可能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它首先必须是一个bso th编辑觉得“有面子”，然后媒体就觉得有报道的冲动。纪录片《智能手机：黑暗面》(2018) 的屏幕截图。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社交媒体。没有中间人，创作者经常直接与观众互动。它的商业模式是：粉丝越多，收入越高。流量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更多的合作和推广机会。你不能通过讨好编辑来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编辑，你必须直接吸引你的观众，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创造最适合大众的内容。在 Tiktok 上，视频会直接推送给您。如果你不喜欢，就不会继续看。因此，人们逐渐对创造力和做事缺乏耐心。这最终导致创作者在创新创新上缺乏创新精神。他们是路径依赖的，模仿成功的创造者，并引入了你提到的悖论。此外，人们很容易被吸引所表演的内容纯粹是为了“奶奶”，即使它可能跨越道德底线。在我看来，许多受欢迎的 YouTube 博主几乎都是“反社会人格”。他们不仅离经叛道，而且真正打破了社会规则。英国一名创作者因拍摄假装“泼酸”的视频而受到强烈批评。美国创作者洛根·保罗（Logan Paul）前往日本的自杀森林，拍摄了悬挂在那里的人们的尸体。这种道德高度错误但引起大量关注的内容非常有趣，对有影响力的人有好处。在越来越难“酷”的时代，艺术家可能更愿意做“坏公民”，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这是需要小心的事情。今天，文化只有转化为金钱才能被人们所渴望。新京报：您认为文化虽然有个人选择的因素，但从集体意义上来说，它是由某种地位塑造的。然而，一种文化能否成为一种潮流？还是取决于一些内在特征？我看到大家经常问起泡泡玛特公司的产品Labubu。有评论认为，它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不仅是因为像Lisa这样的网红的宣传效应，而且自我形象体现出一种狂野、疯狂的特征，这让不同文化的年轻人觉得拥有它是一种品格的象征。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David Marks：如果Labubu的流行真的是因为人们喜欢可爱、狂野的东西，这是人的本性，那么这种喜爱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吧？但人们对拉布布的喜爱突然爆发，我想还是和它的地位和价值有关。人们疯狂地购买它，以便将它戴在包里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而不是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告诉任何人。每一个成功的文化产品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也有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如果人们希望通过展示这些产品来获得一些认可，我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他们仍然忘记了这些产品代表着身份和地位。产品是否具有使其受欢迎的固有特征？我很难猜测。 2012年，韩国“江南Style”风靡全球。但韩国唱片公司真正开始进军全球市场是在2000年代。他们将各种视频上传到YouTube，并以外国观众容易理解的语言添加。但那时就不会是“江南style”了。任何受欢迎的产品都离不开一期搭建的“基础设施”。只有当我们看到它的自然品质之后，我们才能追溯它的成功。新京报：您提到了“江南Style”。作为一个在东亚社会生活了十几年的文化观察者，您认为您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东亚社会吗？例如，在儒家统治的社会中文化，人们通过文化追求地位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人们是否也很在乎“酷”？大卫·马克斯：当然，我认为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是一些相当普遍的原则。但它们总是建立在各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无法脱离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与西方中世纪一样，主要价值体系与天主教密切相关。上帝创造了世俗秩序。当时的一切价值观都来自于伟大的价值体系。但我认为现在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时代，通用语言已成为货币。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惊人的财富。他们往往有相似的消费理念，喜欢相似的品牌，去相似的度假胜地。关键是这样的价值观只是背景ich 人们争夺地位。当新的地位来源出现时，现状可能会改变。新京报：所以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资本”已经逐渐被“经济资本”所取代，对吗？大卫·马克斯：没错。许多理论家都讨论过文化资本。贵族同时垄断了财富和地位。当时资产阶级的财富是一样的，但地位却不同。文化资本是一种服务于多样性的生活方式。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认为“文化资本”是指欣赏美术或具有一定的美感。文化资本不断变化。它的主要信息是，当你与亿万富翁共处一室时，你是否可以因为与他们互动的方式而受到平等对待。 《艾米丽在巴黎》（2020）第一季剧照。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似乎正在逐渐转向以文化资本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社会，尽管这种现象是在某些领域很常见。比如，一个非常出名的演员，出演电影、导演电影，但最后却创立了龙舌兰酒品牌，赚了数亿美元。好莱坞所有的明星都想成为成功的商人，他们都想要卡山南。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资本只有转化为金钱才有价值。年轻人仍然想“酷”，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酷”。新京报：您之前提到，“潮流”意味着某种引领和反叛。但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酷”。相反，激进的表达，甚至放弃个性，才是当今年轻人的“叛逆”。因此，好玩到死、轻松搞笑的内容就成为了网络上最流行的内容。我想说的是，互联网对身份差异的瓦解真的是年轻人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吗？政治和经济是麦克风的影响太重要而不容忽视？大卫·马克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将于 11 月出版的新书《白色空间：21 世纪的文化史》重点讨论了这一转变。我们先说一件事。今天我们常说互联网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实际上我们却忽略了互联网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然而，当时智能手机还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区别很重要。所谓“酷”并不是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所追求的。这就是美国“千禧一代”所追求的。互联网真正成为主流是在2010年。我认为你所描述的“不同”趋势实际上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从美国千禧一代开始的。他们声称“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X一代（1960-1980年代出生的人）的背叛。这一代人价值观是我想做我想做的事。 “追随资本主义是很糟糕的”——这些都是 X 世代从婴儿潮一代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嬉皮价值观。社交网络，2010）仍然如此。千禧一代正好赶上互联网的出现，他们在那时就开始反抗这种价值观。他们认为“只要有趣，就去做，没关系。”他们相信任何流行的、快乐的都是好的，我们“没有理由讨厌任何东西”。他们也得到了流行文化的大力支持。如果一些批评者站出来 并说，你错了，你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不会听。他们对现状感到满意。所以美国文化的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千禧一代认为资本主义是小道消息，但千禧一代的目标却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成功人士——成为扎克伯格这样的富人。如今，互联网让一切都围绕流行文化展开，每一种可能的文化体验都在虚拟现实中“体验”。deos 或社交平台。在经验层面上，不存在“个人”。 20世纪X一代追求鲜有人喜欢的个性的想法被彻底拒绝。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到20世纪独特的“酷文化”了，Z世代已经不再理解它了。但他们也讨厌千禧一代，因为他们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在工作却没有得到回报。因此，我认为Z世代的年轻人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他们因为互联网而不了解20世纪的价值观，但却讨厌他们也是千禧一代。他们想要反抗某些事物，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反抗。有时他们想变酷，有的甚至想回到千禧年之前的文化，但他们缺乏参考。 《过滤器》（2025）剧照。慢慢地，青少年一代创造真正影响社会的文化的能力正在减弱。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婴儿潮，年轻人进步了，经济繁荣了。那时，新的想法往往会带来新的商机。因此，人们需要关注充满活力、勇于创新的创意青年。年轻人违反了许多规则并影响了成年人和长辈。成年人和长辈都认为，了解年轻人的文化可以提高他们的文化。如今，一方面，年轻人越来越少——东亚许多社会都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大多数有地位的人都是老年人。另一方面，年轻的“网红”却屈服于刚才提到的流量逻辑。没有社交平台，他们就很难真正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杰克·保罗曾经和泰森现场拳击，但人们只是来看他击败泰森，然后嘲笑他。时代变了。老人现在享有很高的地位，不再嫉妒那些有问题的人。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影响力和影响力。他们创造了老年人不感兴趣的东西。美国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询问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需要多少钱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大多数人的答案是 280,000 美元，而 Z 世代的答案是 600,000 美元。 Z世代的年轻人更加迷恋财富。他们也不想要长期的职业生涯，而是想要立即获得。我认为主要是来自于对现行秩序的不耐烦和不信任感，但他们并不是像嬉皮士那样彻底反抗秩序的人——他们只是想赚很多钱，然后退出秩序。那么，为什么各种加密货币突然流行起来呢？加密货币提供了一个反叛的想法：现有的金融体系不起作用，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体系，让每个人都可以赚很多钱并致富。同时，你不必参与现有的系统，但你仍然可以获得钱。 《黑镜》（黑镜，2025）S伊森7剧照。 “多样性”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不应该是目标。新京报：多谈谈Z世代的青春。您在书中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今网络青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对所谓“未知文化”的迷恋。这种文化鼓励多样性，拒绝评价任何一种文化或观点的好坏。但根据我的观察，这种不良文化的多样性背后是有固定的隐性规则的。例如，艺术作品的内容应该迎合边缘群体，多数群体不应该取笑少数群体。也有人批评多元化背后有其自身的“政治正确性”。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陌生的文化会导致文化单调吗？大卫·马克斯：我认为“杂食文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家皮布迪厄写了大量关于“高雅文化优于流行文化”这一观点的文章。他认为，这种想法源于精英偏见，是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听了这个理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嘲笑流行文化，甚至应该“应该”尊重流行文化。 “未知文化”的初衷应该是欣赏不同的文化，而不是评判它们，而是取其精华。但正如你所说，这种多元文化也有一些隐藏的禁忌。虽然它提倡包容所有人，但它厌恶精英主义，认为“高雅文化优于大众文化”。这种类型的声音不被接受。此外，“认同文化”不断吸收各种元素，变得越来越大。每次我们加入新的元素，都会带来暂时的新鲜感，但是当我们吸收了所有的元素后，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添加了，这使得文化变得更加丰富。环——一切都放在一起，但文化却失去了独特性。我一直认为文化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的差异。我们的初衷是好的。我们必须包容不同的文化和传统。风格相同。但结果是为了多样性而多样性。我们有伟大的文化，但它失去了认可，得不偿失。新京报：您认为更好的融合方式是什么？什么是好的“多元文化主义”？大卫·马克斯：首先，我们必须对可能性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允许自己体验它们。如果我只听古典音乐而对其他音乐不屑一顾，我就是在限制自己。现在，如果我们有很多经验，那么是时候重新关注文化本身的质量了。比如乡村音乐，我们应该尊重、宽容，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好的乡村音乐和坏的乡村音乐都存在，就像好的中国音乐一样。Se食物和糟糕的中国食物。回归创新和品质，而不是简单地“尊重每个人的品味”。如果我们能分辨好坏，“未知文化”绝对是一件好事。一些比较有创意、质量比较高的东西现在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一些老旧的或者不专业的作品就不应该得到支持。比如YouTube上最著名的创作者之一“MrBeast”，成为“网红”后，开了一家汉堡连锁店，也很受欢迎，但确实不耐人寻味。我的观点是，喜欢这家餐厅的人没有问题，但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真正热爱汉堡并致力于制作世界上最好的汉堡的人。新京报：您提出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文化活动质量的评价。您在书中提到，我们通常可以通过文化的“复杂性”来衡量文化的好坏——好的文化往往能让我们避免沉迷于文化的复杂性。单调或肤浅，可以从多种角度解释。然而，当我们看最经典的歌曲和电影，比如《泰坦尼克号》时，它们往往讲述的是最简单的故事，表达的是最简单的主题。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有你提到的复杂的象征意义，还是因为它是最简单的东西？仍然来自《泰坦尼克号》(1997)。大卫·马克斯：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文化质量”的争论总是很激烈。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把锤子，每个人都有自己评价文化的方式。我必须说，虽然《泰坦尼克号》对全球数百万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且很受欢迎，但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不太擅长。我认为它所隐含的爱和财富的概念非常简单，甚至强化了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卡梅隆是一位成功的商业片导演，除了《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但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学能否列出名字《阿凡达》中的三个角色，但他们做不到。我认为真正的经典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更应该由后人来检验。我认为10年或100年后你能否再次观看《泰坦尼克号》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更新后的、更复杂、更创新的音乐和电影就会站起来。音乐评论家西蒙·雷诺兹表示，如果一个艺术家创造出突破性的hisura，即使它看起来已经有很多年了，但它仍然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考和观念，因为它涵盖了一种前沿的思维。就像20世纪的艺术一样，它之所以令人兴奋，是因为它提出了很多全新的概念，比如立体主义，它夺回了人们对绘画的认识。即使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概念不太理解，但我们仍然不会否认它在思考和理解层面给我们带来的非凡成就。新京报：您是一名文化记者，曾为多家媒体撰稿。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位同事，我个人有一个困惑：在你所描述的文化趋于扁平化和停滞的时代，文化记者能做什么？不久前，美联社宣布停办《书评》栏目。现在没人读书了，书评之类的传统文化媒体项目似乎失去了意义。大卫·马克斯：我的答案很明确：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社区。人们不再读书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人们想做什么”并不是判断事物价值的标准。由于康德很重要，即使世界上很少有人读纯粹理性批判，如果有人说：“嘿，没有人读康德，它不受欢迎，我们离开康德吧。”那就太可笑了。 《纯粹理性批判》 作者：【德】康德 译者：韩林河 版本：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 今天，我们都在不自觉地相信流行就是好的。所以你认为或者其他文化从业者，我真的很关心文化，但也许这并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人不在乎。综合考虑这些想法，对于我们这些真正对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说，建立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关心别人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这很难做到，因为大多数人觉得这样说会让别人不舒服，而且听起来像是“精英主义的傲慢”。作为文化从业者，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愿望。我们不应该比别人更好或者看别人，但是比如像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人有很多，而我喜欢不同的音乐，那么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社区，我也应该有我的社区。我们都应该努力为我们自己的社区创造内容，而不是仅仅迎合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人。首先，文化共同体必须再次强大，才能再次受到影响。而如果我们屈服于流量，“只为粉丝做活动”，那么这个社区永远不会强大。刘亚光/罗东 撰稿、编辑，校对张婷/刘军